因此，本文需要对个人信息不可逆匿名化如何判断进行有效回应，这是支撑个人信息—个人数据二元分型以及论证个人数据权属二元分置的关键基础。
另一方面，《行政诉讼法》预设的行政行为合法性判断标准，并不是以区分主要和次要的事实、理由为逻辑出发点的，次要事实和次要理由也可能成为确定行政行为同一性以及认定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关键要素。主要事实或者主要理由应当通过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和适用规则进行判断。
[58]该判例确立了撤销重复行政行为的裁判理由。[44]将同一的事实和理由解释为主要的事实和理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认定前后行政行为事实和理由完全相同的困难，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论证难题。（二）针对重复行政行为的裁判形式1.针对重复行政行为的判决形式经法院实体审理，被告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与原行政行为具有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且内容基本相同时，即构成重复行政行为。禁止重复行政行为效力属于行政诉讼既判力的一种作用，主要针对撤销重作判决。[46]参见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5行终181号行政判决书。
[40]与之不同的是，在行政诉讼领域，撤销判决是典型的无色判决，从判决主文中无法识别法院撤销行政行为的具体理由，也无法确定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应遵循哪些要求。其四，统一行政诉讼既判力的作用体系。另一方面，是否构成违法也要考量相对人的主观因素。
[60]张远煌：《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现状、危害与治理立场》，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 75页。[24]民营经济应当与其他经济形式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和行为能力，在国家经济生活和其他各方面生活中得到平等对待。对于民营企业的创造性活动，要认识到发生失误和错误的客观可能性。[24]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日，第2版。
上述努力都指向一个共同诉求，即尽可能获取包括经济政策在内的各种政策信息，为企业发展提供资源。[63]《行政处罚法》第28条要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在市场经济初创期，由于认识上的不足，曾有限制民营经济的做法。可能一句民企存在不可控风险的模糊评价，就会直接改变竞争格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逐步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取得重要地位，从必要补充到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再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的表现形式愈加丰富，其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越发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基于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与国有经济等公有制经济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应当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
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维护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六、结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谁决策，谁负责与谁实施，谁负责符合权责一致的逻辑，同时也要遵循权责统一的要求，充分理解监管机关和公职人员避责的心理动因，防止不合理的责任设定和过度问责导致的监管过度或者监管放任。[15]王旭：《劳动、政治承认与国家伦理——对我国〈宪法》劳动权规范的一种阐释》，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第89页。
[34]孙宪忠：《民营经济所有权研究的六个问题》，载《财经法学》2019年第5期，第61页。[28][美]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企业家的尊严——为什么经济学无法解释现代世界》，沈路、陈舒扬、孙一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 506页。
对于国有企业的贷款需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一般只要求其提供现金流量以及担保物价值等作为贷款审批条件，但对于民营企业，往往还要求法定代表人、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或者第三方提供保证担保。二是依法用工，有效解决大量人口的就业和生活。
[6]从某种意义上讲，民营经济的萌发为外资经济的引入与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而外资经济促进了民营经济的质量提高。比如，在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合作、民营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如果国有企业及其控股股东任意利用优势地位，或者民营资本虽然控股但受制于各种隐形约束，那么产权界定就仍然是不清晰的，这既会增加交易成本，也会增加腐败和权力滥用的风险。[68]涂文燕、公婷：《控制型问责可否有效遏制避责行为?——基于官员行为与制度规范的内在逻辑分析》，载《行政论坛》2022年第5期，第52页。同时也要注意到，现实生活中，信用监管谱遍存在无序无度，急功近利的情形，其主要表现就是过度涉足私权领域。1993年《宪法修正案》写入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核心方面，实现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念跃升。面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困难和挑战，应当以平等权和平等原则为宪法依据，为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创造条件。
第四，区分民营经济活动中的个人与组织。[73]刘大洪：《市场主体规则平等的理论阐释与法律制度构建》，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6期，第192页。
而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涉嫌的犯罪一般与企业没有内在关系，而是利用国有企业的优势地位，为个人捞取好处涉罪，涉嫌的罪名一般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等。对于旨在使处理结果更加合理的纠错行为，不应过度拘泥于行为的形式一致性，而要鼓励执法、司法机关追求实质公平。
[39]赵树文：《民营企业市场平等准人权立法保护的检视与重构》，载《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第 195页。非公有制经济的内涵具有多样性。
对于违法情节明显轻微、无明显主观故意、无明显不良后果的轻微违法行为，可以采取提示提醒、责令限期改正等柔性监管举措，慎用高额罚款、限制或取消资格资质等处罚，谨慎对自然人采取惩罚尤其是刑事司法措施。罚要依法，罚当其过，是行政处罚的基本原理。[31]有学者深刻地指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会立即被改造掉，而且还要‘共同发展。[42]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第3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 249页。
[20]这些优势能够提升民营企业的管理能力和营销水平，实现市场主导下的计划与计划调整下的市场的适度结合，使自然资源和政治资源都得以优化配置，提升资源配置的多元化和协调性。它与本体性制度都是民营经济平等发展所必需的，甚至有些是本体性制度的前提，是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的必要条件。
[35]贾宇：《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治理的体系性建构——以[36]顾永忠：《不仅应当依法平等保护还应当给予特殊保护、优惠保护》，载《法律适用》2019年第14期，第4页。目前，我国基本建立起了对各类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体系。
生产资料所有制对分配制度具有决定性功能，但所有制与分配形式并不存在挂钩关系，两者有一定的交叉。这固然维护了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确定力与法的安定性，但忽略了个案公正，整体上未必更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
2018年《宪法》修改，在序言部分增加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之具有国家政策目标的功能。宪法社会主义原则未要求国家处处优先于个人，尤其在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制度甚至鼓励私营经济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二，民营经济平等发展既是地位资格的平等，也是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平等。在出台政策文件时应当对其确定性和稳定性进行谨慎评估，在内容表达上要客观中肯，既避免误读，也给广大市场主体接受、理解和转化政策意图留有余地和空间。
对于违法的经营活动，应当严格依法给予处罚。在备案审查案例专项审查有关著名商标的地方性法规中，审查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33]张军：《非公有制经济法律地位的变迁及其启示》，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第167页。尽管如此，劳动仍然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又如，民营企业参与使用政府财政资金的项目时，有的地方立法曾要求民企以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为结算依据，有的违反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迟延支付民营企业账款，在约定的付款方式之外以承兑汇票等形式延长付款期限。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多次强调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